美学的应用及应用美学分支学科建构的学理可能性，不能仅仅局限于一般美学的理论规定之上，而应当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创造性发展相联系。
不知是否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每天，有多少种以各种文字出版的书籍，正源源不断地从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流向书肆、流向读者？也许，这是一个无法准确计算的数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人类文化创造和积淀越来越丰富的今天，图书出版在顺应人类文化需求、满足了人对自身精神创造的特定想象的同时，无疑正在连续制造着文化繁荣的又一种巨大景观。于是，如果现在有人将图书出版活动作为学理对象来对待的话，相信一定不会有什么人出来质疑。
不过，在读到黄理彪先生的《图书出版美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之前，我这个搞了十几年美学研究的人，还从来没有从学科建构角度去想过“图书出版美学”这个问题，虽然每次拿起一本新书，我都会情不自禁地以一种纯形式化的“审美”眼光来进行挑剔。在我的想象中，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现象的物质载体，图书的美学存在方式无非体现在诸如封面、版式、插图等直观形象上，因而图书出版活动在美学层面上也就是一种形式的审美创造过程，它所指向的，是人的感官愉悦反应及其心理动机。至于图书出版的其他一些问题和过程，便应属于超美学范围之外的对象了。可是，现在，理彪先生却告诉我们，图书出版不仅存在形式上的审美可能性，它的全部活动本身也是美学的直接学理对象和独特存在方式。这就不能不让我感到几分好奇：图书出版何以成为一种“美学”？
当然，仅仅从美学分支建构角度来理解本书的学理目标，似乎有些简单了。尽管作者在书中也以一种学科概念形式对“什么是图书出版美学”作了明确界定：“图书出版美学是研究图书出版活动中的审美活动和审美规律的科学”；尽管作者也以一种相当规范的态度，对“图书出版美学的本质、对象、方法”乃至“图书出版美学体系”，作了相当规范化的解释；甚至，尽管本书在体例上也明显体现了美学分支学科建构的倾向；然而，在我看来，本书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从学科发展的可能性上，向我们揭示了一种应用美学的建构根据。具体说来就是，“图书出版活动”之得以成为美学的应用性研究对象，“图书出版美学”之能够成为美学的应用性分支，其基本根据在于“图书出版美与审美文化”之间存在一种客观的和稳定的关系。在本书作者的思考中，由于“图书出版活动不仅加工、创造审美文化，优化审美文化系统，而且使审美文化获得了稳定的物质载体”，“图书出版美是概括升华图书出版中的多质多层次的审美文化而成的，是一种经过提炼整合自成系统的审美文化”，所以便决定了“图书出版美学属于审美文化总体中的应用审美文化部分，是审美意识与图书出版的文化意识的融会，进而制导图书出版活动，使之成为审美化的活动，使所出版的图书成为美的成果”。这样，“图书出版何以成为美学”的问题，根本上由图书出版活动在整个人类审美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特性所规定；而对后者所寓含的关系性质的把握，则成为美学向图书出版活动延伸的理论前提。可以说，本书对于“图书出版美学”的种种建构性阐述，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上产生了一种既合乎美学特性、又体现现实审美活动意义的理论逻辑。这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它对我们的启示：美学的应用及应用美学分支学科建构的学理可能性，不能仅仅局限于一般美学的理论规定之上，而应当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创造性发展相联系。这一点，对于我们准确理解美学在当今时代的应用性发展，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值得专门一提的是，以探讨“图书出版美学”为内容的这本理论专著，有一个非常富有美学意味的形式——素白为底的封面上，象征人类文化创造性成果的书籍，借助飞鸟形象，迎着太阳，以无限翱升的姿态，在广袤的精神天际自由翩飞。显然，在这份十分朴质而又装饰性很强的设计上，设计者有意识地突出了图书出版活动与人类生命创造活动的精神联系，从而使本书内在的理论意图获得了极富象征性的形象传达。这无疑是一个形式表现与内容实质有机统一的出色设计，它正印证了作者的观点：“图书的美在于包装精良的知识、思想或感情”。
